齐美尔｜陌生人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3.1-1918.9.28，另译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社会学》等，开创了形式社会学。（相关阅读：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个人主义；忧郁的栖居者；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图源：biografieonline.it]

如果说作为脱离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是与固定在一个地域空间点在概念上的对立，那么“陌生人”的社会学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界定的统一——诚然，在这里也显示出，同地域空间的关系一方面仅仅是同人的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的象征。也就是说，在这里陌生人不是在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人，他虽然没有继续游移，但是没有完全克服来和去的脱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的范围内——或者一个其边界的确定性和地域空间的确定性类似的范围内——固定下来，但是，他在这个范围内的身份基本上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他并非历来就属于它，他带着一些并非和不可能产生于它的品质到它里面来。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在这里达到一种可以最简要概括的状况：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

因为陌生当然是一种十分正面的关系，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形式。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至少不是在社会学考虑意义上是陌生的，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处于远与近之外，无所谓远近。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无异于穷人们和形形色色的“内部的敌人”——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一个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这种方式，可以通过下述的——绝不认为是穷尽一切的——界定来表示。

雷诺阿（Auguste Renoir）的《红磨坊街的舞会》（Bal du moulin de la Galette），既有嘉宾宴饮起舞，也有过客形单影只。[图源：larousse.fr]

在经济的整个历史上，外乡人似乎到处都是作为商人出现的，或者商人作为外乡人出现的。只要自给自足的经济基本上占统治地位，或者一个空间狭窄的圈子交换出它自己的产品，那么在它之内就不需要中间商人。只有对于那些完全在圈子之外生产的产品，才会考虑需要商人。就此面言，并非人员出走异国他乡去采购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这个别的区域同样是“外来的”商人——商人必然是一个外乡人，对于另一个人（既非外乡人，又非到异国他乡采购商品的人）来说，就没有（依赖商业）生存的机会。外乡人如果不是重新离开他工作的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固定下来，那么对于意识来说，外乡人的这种地位就会进一步明显。因为在无数的情况下，也只有当他能以中间贸易为生之时，他才能够定居下来。

一个某种程度上封闭的经济圈子，满足需求的土地和手工业已被瓜分，也将会给商人提供某种生存；因为只有商业才可能进行不受限制的组合，在商业里，智慧总是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新的开拓，原始的生产者由于他们较小的灵活性，由于他们依赖十分缓慢的增加顾客范围，因此很难成功地做到对智慧的进一步扩展和新开拓。商业总是比原始的生产能接收更多的人，因此，它对于外乡人来说是可取的领域，外乡人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多余的人（Supernumerarius），挤进到一个原来经济岗位都已经被占据的圈子里。

欧洲犹太人的历史提供着经典的范例。外乡人按其本质不是土地所有者，同时土地（Boden）不仅应该在天然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且也应该在一种生活本质的转意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本质如果说不是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地域空间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固定在社会环境的某一个思想的位置上。即使在人与人的比较亲密的关系里，外乡人也能施展他的一切可能的吸引力和显示其重要性；但是，只要他自己感到是外乡人，那么，在其他人眼里，他就不是“土地所有者”。于是，那种对中间贸易的依赖和往往——这当中的某种升华——对纯粹货币交易的依赖，赋予外来人以流动的特殊性质。由于流动是在一个有周围边界的群体之内进行，因而在流动中存在着近和远的综合，这种综合构成外来人的形式上的地位：因为这种一般都在流动的人有时与任何一个分子都有接触，但是他并没有通过亲戚的、地区的、职业的固定性，与任何一个要素进行有机的结合。

这种状况的另一种表现存在于外来人的客观性上。因为他并没有从根基上被群体的某些个别的组成部分或者一些片面的倾向固定化，而对所有这一些，他都采取“客观”的特殊的姿态，这种姿态并不意味着某种单纯的保持距离和不参与，而是一种由远和近、冷淡和关怀构成的恃殊的形态。我提一提——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一书“上级和下级秩序”那一章里——关于对群体陌生的外来人的统治地位的分析，意大利那些城市的实践似乎是这种外来人占主宰地位的类型，它们的法官是由外部招聘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当地出生的人能摆脱家庭利益和拉帮结派的拘牵。前面接触到的现象也与外来人的客观性息息相关，诚然，这种现象主要——但不是仅仅——适用于继续迁移的人：往往给他以最令人惊讶的开放和自白，直到忏悔的性质；人们一最小心翼翼地把这种开放和自白保留给每一个贴近的人。

齐美尔认为，社会当中存在一系列基本的交往形式（form），而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些形式从经验生活中抽象出来。图为《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德文版书影。[图源：openlibrary.org]

客观性绝不是不参与——因为后者从根本上说是处于主观的和客观的行为举止之外，不参与就无所谓主观或客观，而是参与的一种正面的一特殊的方式——正如一种理论观察的客观性绝不意味着精神就是一张被动的白纸（tabula rasa)，各种事物都把它们的品质写到上面去，是按其固有的规律发挥作用的精神的充分活动，惟有如此，它才排除了偶然的变化和强调重点。偶尔的变化和突出重点的个人的主观的不同将会对相同的对象物提供根本不同的形象。

人们也可以把客观性称之为自由：客观的人是不受任何确定性约束的，确定性可能会给他对既定事物的接收、理解和权衡造成先入之见。这种自由也让外来人犹如从鸟瞰的视角来经历和对待近的关系，当然，这种自由包含着种种危险的可能性。对于种种受到攻击的一方的提竿而起，历来就断言，那是有外来的挑拨，外来使者和诽谤者的煽动。只要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就是对外来人的特殊作用的一种夸张；他是更自由的人，在实际上和在理论上均如此，他更毫无偏见地统观情况的全貌，用更加普遍的、客观的理想来衡量，而且在他的行动中，不受习惯、孝敬、先入之见的约束。

最后，赋予外来人客观特征的近和远的匀称比例，还实际表现在同他的关系的更加抽象的本质里，即表现在这里：人们与陌生人只能共同具有某些比较普遍的品质，而在对待纯粹普遍的事物之时，同有机结合的人的关系则是建立在对特殊的分歧具有相同的态度之上的。总的来说，所有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关系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当然，安排是多姿多彩的。对它们作决定的，不仅是在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共性，共性与个人的分歧相并立，分歧或者影响着关系，或者置关系于度外。毋宁说，那种共同的东西在其对关系的作用上基本上是由此决定：它是否仅仅正好在这种关系的各种要素之间存在，因此，对内虽然是一般的，但是对外却是特殊的和无法比较的；或者对于各种要素本身的感受来说，它仅仅是它们所共有的，因为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类型的人或者人类所共有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根据具有相同特征的圈子的广度，会比例匀衡地出现共同的东西作用的某种淡化，它虽然作为各种要素的统一的基础发挥其功能，但是，它并非恰好令这些要素相互依赖，正是这种相同可能把任何一个要素同一切可能的其他的要素共同化。

显而易见，这也是一种同时包含着近和远的关系的方式：在相同因素具有共同本质的程度上，会赋予由它们所建立的关系的热度一种冷的要素，加入正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偶然性的感觉，约束的力量也就丧失了特殊的向心的性质。于是我感觉，在同陌生人的关系中，这种状况似乎具有一种异常的原则的优势，压倒各种要素的个人的、仅仅在有关关系上固有的各种共性。只要我们感到在陌生人和我们之间存在民族的或者社会的、职业的或者普遍人性的相同，陌生人对我们来说就是近的；只要这些相同超出他和我们，不仅仅约束着我们双方，因为它们总的来说约束着很多人，那么他对我们来说就是远的。

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在最密切的关系里，也很容易出现一种陌生的特色，情爱的关系在初步激情的阶段里，非常坚决地拒绝那种普遍化的想法：一种像这样的爱情还根本尚未有过，不管与所爱的人也好，也不管我们对他（她）的感觉也好，都是不能作某种比较的。一种陌生感往往——究竟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后果，是难以决断的——出现在关系的惟一性感觉开始消失的时刻。对关系价值本身和对我们的价值的怀疑正好是与这样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借助关系，只不过实现着一种普通人的命运，经历过一种存在过千百次的经历，如果不是偶然正巧遇上这个人，某一个其他的人对我们来说也会具有同样的意义。

任何关系，包括十分亲近的关系都可能不乏其中的某些东西，因为两人共有的东西也许永远不是仅仅他们两人所共有的东西，而是属于一个普遍的概念，普遍的概念包含着很多其他的东西，包含着相同的东西的很多可能性；哪怕它们很少会实现，哪怕我们常常会忘掉它们，但是，它们有时会像影于一样挤进人与人之间，犹如一种无法用显然的话语迅速描述的朦胧；只有这种朦胧必然会凝结成为像固体物一样的状况时，才能叫做妒忌。也许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更为普通的，至少是更加不可克服的陌生，比由于分歧和不可理解而形成的既定的陌生更为普遍，更加不可克服：虽然存在着某种相同、和谐、接近，但是感觉到，这种相同、和谐、接近原来不是仅仅这种关系所独有的，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东西，这种东西潜在地适用于我们和人数不定的很多人之间，因此，并非赋予那种惟一实现了的关系以内在的和排他性的必然性。

伍德（Grant Wood）的《美国哥特式》（American Gothic），画中是一对父女。[图源：artic.edu]

另一方面，有一种“陌生”，这种陌生排除了在一种更为普遍的东西，包括各方的东西基础之上的共性；在这方面，希腊人同蛮族人的关系是典型的，否定一切对方具有的人们感到是人类固有的面且只有人类才有的普遍的特点的案例，都是典型的。不过在这里，“陌生人”不具有正面的意义，同他的关系并非关系，他不是作为他在这里所涉及的东西：群体本身的一个环节。毋宁说，作为这种东西，他同时既是近的，也是远的，犹如它存在于把关系莫定在一种只有人类普遍相同的前提之内。在那两种要素之间出现一种特殊的紧张关系，因为仅仅共同拥有十分普遍的东西的意识，恰恰会特别强调非共同的东西。但是，在对国家陌生的人、对城市陌生的人、对种族陌生的人等等的情况下，这也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而是一种外来的出身，这种外来出身是很多外来人所共有的或者可能共有的。因此，外来人原本也不是作为个人被感到是陌生的，面是总的来说作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外来人，面对他们，远的因素并不比近的因素更少地具有普遍性。例如，像中世纪犹太人税收这样一种个案就是以这种形式为基础的，在法兰克福——不过也包括在其他地方——就要求这种税收。信奉基督教的市民所缴纳的捐赋（Beede），根据财富的每次的水准的变化而变化，而对每一个具体的犹太人的税收却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这种确定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犹太人具有其作为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作为某些特定的客观实际内容的载体。在税收事务上，任何其他公民都是某种特定的财富的所有者，而且，他的税收可以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变化；然而，犹太人作为纳税人首先是犹太人，这样一来，他的税收的地位获得一种不变的要素。当然，一旦作出这些个人的规定——规定的个性受到僵化不变的局限——外来人交纳一种普遍相同的人头税，这种情况就会最强烈地表现出来。随着他接受所有这些非有机的添加（负担）之后，陌生人就是群体的一个有机的环节，群体的统一的生活包括这个要素的特别制约性。不过，我们对这个地位的奇特的统一不能作别的描绘，只能说它是由某种程度上的近和某种程度上的远所构成的，近和远的程度以某些量来刻画任何一种关系，在一种特殊的比例和相互的紧张关系之中产生对“陌生人”的特殊的、形式的关系。

*本文节选自《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一群人像的矢量图，一人站在中央，前后左右是大大小小的团体，团体中的个体与团体之间又有距离。[图源：jgunn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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